经文说：“但那拈阄归与阿撒泻勒的羊要活着安置在耶和华面前，用以赎罪，打发人送到旷野去，归与阿撒泻勒。”（《利未记》16:10）经文表明这只羊必须活着留存到某个特定时间。倘若它在此之前死去，就必须另换一只。那归与阿撒泻勒的羊需要活着留存到什么时候呢？直到与其对应的羊（也就是归给耶和华的羊）的血被施用的时候；这是犹大拉比的说法。西蒙拉比说：它必须活着留存到对着它作口头忏悔的时候。

他们在什么问题上有分歧呢？正如一则《巴拉塔》所教导的：经文说羊要活着“用以赎罪”（《利未记》16:10）。这表明它必须活着留存到它实现赎罪功效的时候。犹大拉比和西蒙拉比对经文所指的是哪种赎罪有争议。经文说的是通过施用赎罪祭山羊的血来赎罪。同样，经文还说：“他为圣所、会幕和坛献完了赎罪祭，就要把那只活着的公山羊奉上。”（《利未记》16:20）正如那里指的是通过血来赎罪一样，这里经文所指的也是通过血来赎罪。这是犹大拉比的说法。西蒙拉比说：“用以赎罪”；经文说的是通过言语，也就是对着它所念的口头忏悔来赎罪。

来听听抽签并非不可或缺的一个证据。一则《巴拉塔》教导说：阿基瓦拉比的学生问他：如果写着“归给耶和华”的签被大祭司用左手抽出来了，关于他是否可以把签转移到右手，律法是怎样规定的呢？他对他们说：不要给异端分子可乘之机。如果允许这样做，他们就会以此作为证据，声称律法规则不是绝对的，贤哲们有权按他们认为合适的方式去改变这些规则。

《革马拉》推断说：阿基瓦拉比给出不许这样做的唯一理由是不要给异端分子可乘之机，这意味着如果不是因为这个原因，把签转移到右手就是允许的。怎么会这样呢？你不是说抽签是不可或缺的吗？那么，既然山羊的指定已经通过左手抽签确定了，又怎么能把签转移到右手呢？必然地，这种指定不是由实际的抽签行为来确定的，所以抽签并非不可或缺。

《革马拉》解释说，可以换一种方式来理解这则《巴拉塔》，使其不能成为一个证据：拉瓦说：阿基瓦拉比的学生是这么问的：如果签被他左手抽出来了，关于他是否可以把签以及与之相关的山羊转移到他的右手边，律法是怎样规定的呢？他对他们说：不要给异端分子可乘之机。因此，从来就没有要改变山羊指定的意思。所以，不能从这一点引出关于抽签是否不可或缺的证据。

来听听抽签是不可或缺的一个证据。一则《巴拉塔》（《西弗拉》，《阿哈雷·莫特》2:4）教导说：倘若经文只说“那拈阄的羊”（《利未记》16:9），我本会认为意思是他必须把签实际放在羊身上。因此，经文还说“所拈出的”（《利未记》16:9），这表明一旦签从抽签容器中被拈出，就不必再做更多的事了，也就是说，签不一定要实际放在羊身上。

《革马拉》阐明：当《巴拉塔》说不必实际把签放在羊身上时，它指的是什么呢？如果我们说它的意思是即便作为一项诫命也不再需要这样做了，那么，由此推断，人们必然会得出把签放在羊身上甚至都不算一项诫命的结论。这是有问题的。既然它显然是赎罪日仪式的一部分，那它至少得是一项诫命呀。那么，难道《巴拉塔》说放置签不是必要的，意思只是放置签这一环节并非不可或缺吗？并由此推断出抽签是不可或缺的，而把签放在羊身上这一环节则并非不可或缺。

拉瓦否定了这个证据：拉瓦说：这不能作为证据，因为这则《巴拉塔》是这么说的：倘若经文只说“那拈阄的羊”，我本会认为意思是他应该把签实际放在羊身上，而且签要一直留在羊身上直到宰杀它的时候。因此，经文还说“所拈出的”，这表明一旦签从抽签容器中被拈出并放在羊身上哪怕一瞬间，就不必再做更多的事了，也就是说，签不必再留在羊身上了。按照这种理解，从这则《巴拉塔》无法确定放置签这一环节是否不可或缺。

来听听犹大拉比认为抽签是不可或缺的一个证据。《西弗拉》中的一则《巴拉塔》教导说：经文说：“亚伦要把那拈阄归给耶和华的羊牵来，献为赎罪祭。”（《利未记》16:9）经文表明是抽签使它成为赎罪祭，而口头指定山羊具有赎罪祭的身份并不能使它成为赎罪祭。

《巴拉塔》继续说：需要有经文来教导这条律法，因为我原本可能会得出相反的结论。难道不存在如下这样一个由轻及重的推理吗：就像在某些情况下，抽签并不赋予动物特定的神圣身份（例如，生了孩子的妇女必须献上两只鸟，一只作为赎罪祭，一只作为燔祭，然而口头指定动物具有所需的身份确实能使它们成为圣物），那么，在抽签能赋予动物神圣身份的情况下，从逻辑上讲，口头指定动物具有所需的身份难道不应该使它们成为圣物吗？与这种推理相悖的是，关于那只山羊，经文说“献为赎罪祭”，以此表明是抽签使它成为赎罪祭；口头指定山羊具有赎罪祭的身份并不能使它成为赎罪祭。